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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陷阱”  

2012-11-21 19:17:40|  分类: 社保 寿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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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陷阱”
2012年11月21日00: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周子衡

 【核心提示】老龄化直接冲击的是政府财政体系,这个责任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这就要求政府全面转型为公共财政,扩大财政收入的来源,变推动经济增长为维系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

  六十年代大饥荒以後,中国城市中数以千万计的年轻学生被强制性地移民到乡村,城镇人口并未因此而提前“老龄化”,乡村也未由此获得任何的“人口红利”。七十年代末更发生了颠覆性的知青大返城,就业安置成为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丝毫不亚於今天的土地拆迁冲突。

  那时,中国人口远较今日“年轻”,年轻人吃穿不少,却没有工作干,没法养活自己,他们成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巨大“负担”。今天,情势整个地颠倒过来,老人成了巨大“负担”,养老被描述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大困难。为什么知青一代人无论年轻时或年老后“总是”沦为经济社会的巨大问题?事实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在这一代人手中实现的。

  每年春运,几乎所有的中国青壮年者都加入到全球最为壮观的季节性人口迁徙洪流中去,目的地几乎都指向老年人的居所地。而这些老人大多遍布于广袤的中国乡村,在那里,老人与孙辈“留守”下来,相依为命。

  长假期间,最令城里人担心的是,那些离城的“乡下人”能否够及时返回,如此店铺和工厂才能维系开业和复工,家中的老者和幼儿才得妥善照顾,城镇的服务和运转才有保障。

  长假过後,城镇便即刻恢复了年轻、自信,充满活力与色彩;乡村则留下将终老故土的老一辈人和一些撂荒的土地,孩子们一伺近于成年便会急匆匆地投入城镇的怀抱。城镇几乎永远是年轻的,而乡村则迅速地衰老。为什麽总是城镇的“假”老龄化如此喧嚣,而乡村的“真”老龄化却这般肃杀呢?

  人多好,还是少好?年轻人少好,还是多好?城里人多好,还是乡下人多好?这些个问题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形下,总是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部门之间往往有不同的意见或立场。

  曾几何时,猛烈批判甚或无情羞辱“养儿防老”等陈腐观念,现如今,又在大谈特谈“家庭养老”与恪守“孝道”。这里抱怨养老的支出压力大,那里又讲扩大内需缺乏途径。一方面讲要提高居民收入,保障民生,另一面又要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以保持国际竞争优势。

  不遗余力地扩张城市经济的同时,又不愿财政覆盖“外来人口”的教育、医疗与养老。这里面便凸显了一个针锋相对的立场问题,亦即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立足点。如果把人当成了工具或手段,便自觉不自觉地堕入了有关人口经济命题的一系列巨大陷阱中去,进而在逻辑上有大反复,在政策上出现大差误。

  只考虑城市中的老龄化,忽视乡村中的老龄化;只考虑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乃至收紧而不是努力扩大财政养老的覆盖范围与提高其水平;只提高与确保少数族群的养老医疗,为之提供充沛的渠道与资源;而将更大范围的养老义务推向家庭与社会;只将更多的经济资源用於推动经济发展,而将全社会的养老问题视为经济负担,甚或挪用挤占养老支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都是在立场上出现了大堕落。

  人的问题需要家庭、政府、社会、企业等诸部门来协调推进、共同解决。计划生育乃是在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诸方面进行政府干预的政策体系。

  七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尝试控制人口,八十年代将“计划生育”上升为“国策”,锁定了“一胎化”政策,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全面实现了“生育权的国有化”。由此,家庭、企业、社会诸方面只是在全力地配合与支持政府部门的计生政策体系,维护生育权的国有化。

  当前,“一胎化”政策效果有比较大的衰变:一则基於社会经济发展,婚龄育龄都在不同程度地提高,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出生率也下降;二则“超生”面临事实上的松动,既包括政策允许范围的扩大,也包括计生部门干预介入时点的不断延後,这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黑户”,通过支付罚款,获得“超生合法化”。

  换言之,这部分的计生转变为“超生人头税”。鉴於计生工作指标考核的特殊性,罚款标准的不确定性,故并非支付罚款就一定可以通过计生管制,由此强制引产堕胎等人权侵害恶例依然时有发生。

  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浪潮有可能全面松动“一胎化”的计生国策,家庭部门通过缴付“超生人头税”性质的罚款来全面赎回已国有化了的生育权,或为普遍的现实之选,但未来这并非一条坦途,甚或依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带来棘手的社会政治冲突。

  回到经济层面上来看,中国的城市每年以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张,并吸纳1000万人就业。城乡二元经济撕裂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完整”图景城镇化和工业化成为调节与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最有力推手。

  一胎化政策的实效也处於一个持续松动与变化的过程中。由此判断,老龄化带来的现实而又直接的经济冲击有二:城镇财政压力和乡村养老压力。

  由於政府财政更多地依靠土地,但是在土地收益中并没有为城乡养老做出足够的预留,国有企业的利润划转补充也非常有限,加之社保资金的管理效能和通货膨胀等诸因素,中国养老资金的缺口正持续放大。如果不增添新的、专项的大规模资金来源,政府养老独木难支,恶化开来,将引发长久的财政危机,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

  乡村养老部分事实上更直接地由家庭部门来负担,不仅支出压力大,而且乡村医疗养老等资源短缺,亟待完善相关设施。一个最为现实的途径就是土地制度要作相应的调整,使农村社会和农村居民能够在土地收益中得到长久地保障。

  中国的人口现实是,让一些家庭少生已经很难做到了,让更多的家庭多生则更困难。生育权国有化的实效不断下挫,生育权最终要回归家庭,这意味着罚没收入的大幅下降,但不意味着人口顺势大幅攀升,也不意味着人口结构将长期趋於年轻化。简言之,老龄化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老龄化直接冲击的是政府财政体系,政府部门是丢不掉、减不轻这个责任的,反而,这个责任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这就要求政府全面转型为公共财政,扩大财政收入的来源(拿出家底并增加负债),变“推动经济增长”为“维系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

  日本经济社会既“富”更“老”,老年经济被称为“银发经济”。它拥有数以万计中国“研修生”,照顾日本老人。当中国出现“民工荒”而工资上涨时,日本方面非常紧张,担心大量“研修生”回国,如此便会瓦解其“银发经济”,动摇其经济社会的稳定。

  在应对老龄化冲击中,如此富裕的经济社会尚且如此“脆弱”,中国自当更加务实而谨慎,须绕开三大陷阱:多生孩子、家庭养老、城市优先。
 
解决人口问题重在把握人口结构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顾宝昌
2012年11月20日09:19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解决人口问题重在把握人口结构特点--理论

一国人口既有数量(或规模)问题,也有结构问题。在长期人口控制舆论导向下,人们对于人口的数量往往非常敏感。尤其在社会资源分配短缺时,人口数量问题就会显得十分突出。而对人口结构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人们往往关注较少,因此对于人口结构的重要性也往往认识不足。2006年世界著名人口学家邦加茨(John Bongaarts)在北京演讲,有人提问,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哪个更重要?他回答:人口结构。当时他的回答很简短,大家也是不甚了了。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及相关问题的出现,人们日益感到其深意。

人口结构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考察,如人口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城乡结构、民族结构等。其中最根本的是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反映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最生动最直观的方式则是人口金字塔。在人口金字塔上男左女右,从下而上年龄上升,人口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子,无一例外。由于人性别与生俱来(除个别变性例外)不随人的生理年龄增长而变化,人口金字塔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一国或一地人口发展的过去,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到它未来的发展趋势。

不同年龄性别人群的社会需求,比如对就学、就业、就医、住房、交通、饮食、穿着、婚姻、生育、养老等方面的需求不同。同时,他们对社会产生的贡献也不尽相同。人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少年、成年、老年三个时期。其中成年时期是一个人在一生中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期,而少年和老年时期往往是对社会没有产出或很少产出的时期。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成年时期的人群相对较大,而处于少年和老年时期的人群相对较小,那么这个社会所承担的抚养负担将比较小而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可以比较快,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期。我国在过去的30年中,一方面由于建国后出生高峰时期的出生人群比较大,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和生育水平的下降,出生人群缩小,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带来了有利的人口结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为我们的经济腾飞带来了巨大的赢利,但也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庞大的老年人群。

中国2010年全国人口金字塔(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略)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所绘制的我国人口金字塔明显表现出了底部萎缩的特征,即20岁以下人群大幅减少。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报告,我国0~14岁的人口为2.2亿,只占全国人口的16.60%,比10年前的2000年第五次普查结果下降了6.2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短短的10年中,少年人口从占全国人口的1/4降为1/6,萎缩得非常严重。但与此同时,老年人群却在不断扩大,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亿,占全国人口的13.26%,比10年前的2000年第五次普查结果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少年人口在萎缩,而老年人口在增大,反映了我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通过人口金字塔我们还会发现,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状况还将继续恶化:目前30~50岁人群是金字塔上的最大年龄人群,在今后10~20年中他们将汹涌地进入老年人群的行列,而那时的劳动人群将由目前的萎缩了的少年人群来担当。这么小的劳动人群要承担抚养这么大的老年人群的任务,这个社会将是怎么样的?我们还很难想象。根据测算,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每不到两名劳动力就要抚养一位老人,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达45岁以上,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一半将在中年人群以上了。

在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下,“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则顺理成章。在未来20~30年中,中国劳动力队伍的变化将会呈现为年轻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劳动力整体数量萎缩三部曲。年龄结构老化和数量萎缩的双重困境,是我国劳动力发展的必然阶段。

当然,人口结构变动最明显的结果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预计今后每年将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老年人口超过少年人口指日可待,养老问题对社会的挑战将十分严峻。

最近人社部表示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引起舆论一时大哗。然而,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工作的时间越来越晚,而人们的预期寿命的提高又预示着人们养老期的延长。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会使社会不堪重负。当然,由于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对于退休年龄推延的反应难免不同,但人们需要从人口结构变化的总趋势看到它的必然性而逐步适应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当然首先需要政府部门具有决策的前瞻性,并能够使人们对此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

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关注中,往往把人口老龄化仅归结为老年人增多的问题,又归结为老年抚养问题,又归结为老年救助问题,结果把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缩小,变成了民政工作的一部分了。事实上,人口老龄化问题远远不仅是老年人增多而产生的老年人的照料抚养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变老的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将必然是全方位的。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的局面。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是谈不上朝气蓬勃、欣欣向上的,这对于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人口结构的变动与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大有关系,在我国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的今天尤其如此。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流动和迁移的大潮之中。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的流动人口已达2.6亿之巨。据四川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全省2010年的常住人口为8000万,比10年前减少了近300万,人口减少了3.45%,成为一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份。这种人口的所谓“负增长”的出现,并不源于出生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上升,而是由于大量的劳动力外迁所致。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贵州等地。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广东省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中,常住人口竟然增长了20.69%,这当然是由于这些年大量年轻劳动力从内地流向广东打工的结果。同样,在老年人口比例方面,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56%,高出上海市10.12%,这也是由于大量重庆年轻劳动力外流造成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对升高。而上海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不仅比重庆低,而且比10年前下降了1.34个百分点。上海从1993年以来就一直处于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已长达近20年,怎么在全国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之时,上海的老年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道理也很简单,不是由于上海的出生人口增多了,而是由于大量的外来年轻人群填补了上海人口金字塔的“腰部”,“冲稀”了上海人口的老化程度。随着我国的人口流动和迁移越来越频繁,对于各地的人口结构的影响必然变得越来越显著,而这种趋势在今后还将继续增强。

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数量,也要关注人口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的未来、国家的命运、家庭的幸福乃至个人的前程都事关重大。如果我们能加强对人口结构的关注,就一定能对我们面对的人口态势有更深刻的认识,对未来的人口趋势有更好的预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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