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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  

2012-11-10 10:14: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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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

 

秋风 

叶檀女士围绕着人口政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题目是《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第一篇说明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是,从人口增速、资金、经济、文化等几大领域,理智地看待中国人口问题。在第一篇结尾,作者已提出自己的结论:“笔者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更反对借计生敛财的阴谋,但是,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

坦率地说,作者已发表的四篇文章之论点和论述,令人失望:

在第一篇中,作者引用了一些相当凌乱的历史与现实的人口数据,试图说明,中国还会有一个人口增长高峰。对于这样的观点,统计局恐怕第一个不答应,“六普”数据在那儿。

作者在此处已提出,人口高增长的主力是乡村、以及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贫困人群。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对此展开论述,同样用一些琐碎的数据,对贫困地区的生育率高企表示担忧。

然而,这样的论点很难成立。作者也承认,城市化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急剧下降,而所有人都看得到,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其生育意愿立刻下降,而未来将会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同时,即便在乡村,由于现代性广泛、深度渗入,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已快速下降。至于高收入人口的高生育意愿,对于整体人口增长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第三篇文章从水资源角度分析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作者指出,中国是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而近些年来,水污染十分严重。如果人口继续增长,大家就都将没水可喝。

这样的论证基本上是罗马俱乐部理论的劣质翻版。四十年来,面对人口快速增长,某些专家、国家、国际机构担心过这种或那种的资源枯竭。事实却是,所有资源都没有耗尽,相反,人们所能支配的几乎所有资源都在增加。

至于中国当下水资源的匮乏,作者其实已指出其症结所在:严重污染。既然如此,事情就好办了。所有人为的污染都是可以治理的,问题仅在于人们愿意支付多大成本。随着越来越多人口卷入现代工商业体系,生产效率提高,中国可利用越来越好的生产技术,从而控制新增污染;也可拿出越来越多的钱治理污染。那些被污染的水都可以恢复清澈,这只是一个成本和时间问题。

第四篇文章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作者重复了很多愚蠢而自私的美国人的担忧:如果5亿以上印度贫民窟中的贫民、未来要转移到城市的中国4亿农民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会怎么样?

若让我来回答,我会说,爱怎样就怎样。凭什么美国人可以,中国人就不可以?照此逻辑,叶檀女士应当把这篇文章写成英文,说服美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因为,问题在美国人那儿,他们的人均资源消耗太高了。因此,如果让美国人口快速减少,其对资源消耗的正面效应,不比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效应大很多?

当然,事实是,中国人的资源消耗模式未必重复美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间关系的理解、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不一定与美国人相同。另外,中国人的资源消耗模式是一个可通过制度、政策予以控制、调整的问题。价格机制本身也是一个控制机制,这是经济学的常识。

作者为人口制造贫困提出了一个论据: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已吞噬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治理失败之典型案例,是治理失败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该地区财富生产效率较低,无法满足民众需求。作者也已提到,大量后发国家在二战以后经历了人口高速增长,而并未出现过撒哈拉以南非洲那种悲惨局面,这不正说明了制度至关重要吗?

综观这四篇文章,我不得不说,对于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作者没有提出任何新鲜的、且站得住脚的理据。作者不过重复了过去几十年间一些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生态学家反复提及的命题、论点、论据。全世界过去六十年的事实已证明,这些命题是不成立的;而从一开始,那些命题在理论上也是不成立的,它们都立基于错误的预设:物质主义。

亚当·斯密是通过对重商主义的反叛,而开创现代经济学的。而重商主义正是物质主义的:它只是关注物质的产出、交换、消费,人被忽略了。或者说,人被物化,被当成纯粹的生产要素,以及消耗财富的机器。所以,重商主义者把黄金当作最重要的财富,致力于制造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为此不惜对国民的财产权和贸易自由进行限制。

斯密则把人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斯密说,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实现增长。因此,人口越多,且越自由,则分工越细密,效率将越高。当然,在斯密那里,人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人本身不是经济政策可以调整的对象,经济政策唯一的目标是满足已经出生以及即将出生的人之需求。为此,社会、政府可以在制度上下功夫,通过增进和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提高生产效率。自由是斯密经济学的关键词,它是人的自由。

奥地利学派更为清晰地揭示了斯密经济学的人本自由主义内涵,这体现在其主观主义方法论上:必须从人的主观维度理解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人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及秉此精神的人构造、提升合作性关系之能力。因此,市场以自由秩序为其框架,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对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则悲惨地走上返祖之路:它返回了重商主义时代的物质主义迷信。它讨论物质性生产要素,人也只是一种要素而已。人被低估了,事实上,在这些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眼里,人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必要性甚至不如机器、石油。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支持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制度和政策。当然,他们也普遍支持政府对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计划、管制、控制。

本系列文章就是以这样的经济学为基础的。有趣的是,作者给反对控制人口的论者冠以“反智论”帽子。但由这个词,恰恰可以看到一种智力迷信,或者哈耶克所说的惟理主义。惟理主义者迷信人的智力,因此主张计划人口,也即控制人口增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计算机测算出一个适当的人口规模,然后政府就可以用权力追求这个目标。至于政府采取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因为这是拯救中国人和人类的伟大事业,怎么做都是合理的。

这种惟理主义与上面所说的物质主义相互支持:只有物才是可测量、可计算的,因而是可计划的。计划经济、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计划生育政策,源于极端的物质主义。最有趣的是,这些计划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物。可以说,计划体制隐含着一个政治上的主奴结构:计划者是人,被计划者则是物。庸众是没有人的意识之动物,只知道愚蠢地生育,必须由那些有能力操纵模型,高高在上地来安排物的生育。

作者说,她倡导计生和优育,是从有尊严的生活地角度出发的,要倡导人们更加理智、优雅地生活。我想说的事,只有人,完整的人,具有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才有尊严和优雅可言。计划生育政策把人当成物对待,生活在此制度下的人何来尊严和优雅?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和官员,自负地计算、骄傲地计划他人的生命,或许很聪明,或者很强大,但一点也不理智,一点也不优雅。

 

FT中文网,20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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