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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人口红利拐点已现  

2013-01-29 00:16:08|  分类: 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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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人口红利拐点已现
   失信的数据

  中央的这个“令”,按照传说中的计划,本应在今年下达。

  国家计生委一位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流传的 “单独二胎”试点“三步走”计划基本属实,即在“六普”结束后,在2011年放开第一批试点,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将在“十二五”期间相继展开。“但‘六普’打断了这一进程。‘六普’数据出来后,对它的争论又花了一些时间。最主要的争论,是对它的不信任。”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六普”的数据往前推,可以算出中国过去15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5左右。“如果真是这么低,就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和英国、法国一样低了。那就不是要不要调整(生育政策)的事,而是马上要调整。”

  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透露的情况是,在“六普”数据公布之后,他依据“六普”的原始数据,推算过去10年的生育率,得出的结果是1.4多。“最高的是2000年,1.49;最低的是2001年和2003年,1.37;2010年是1.41。”“根据现有公布的人口总量和结构数据,推算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并不困难。”

  但和过去每一次普查数据的遭遇一样,“六普”数据也遭遇了信任危机。焦点还是出生人口的漏报率。“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中国0~14岁的人口是2.58亿,占总人口的18%以上,‘六普’说是2.22亿,一年就减少了3600万?”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了他的质疑。

  一位参与“六普”数据调查的北京某街道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依自己参与这项工作的体会,确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六普”数据的准确性。“人口普查员多是社区的楼长或居民代表,有的年龄偏大,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人会漏问一些信息,不好意思再问,就会自己编;有的户去了几次没人,失去耐心,就会照抄派出所提供的户主姓名底册,不够的信息就编。”

  这些收集上来的信息,又可能在上报的过程中走样。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普查经费的发放标准,通常以被调查对象的数量为准,这给了基层组织者修改数据以换取更多经费的动机。

  对地方政府的人口考核指标,是另一个影响数据如实上报的因素。《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有些地方的普查数据,正好“卡”在上级为其制定的人口指标上。“五普”时,全国总人口比地方上报的人口之和多出了2072万人。

  基于以上考虑,每一次人口普查之后,除了原始数据,还会有一个修正数据。修正的过程通常会参考能提供辅证的其他数据,比如小学入学率等。由于数据之间缺少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一过程常伴有一些人为的估计。比如“五普”的原始生育率为1.22,但官方承认的数字为“十五”期间的1.8左右,“十一五”期间1.7左右,现在是1.65左右。

  与原始数据一样,修正数据同样不足以服众。北京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说,在出生人口的修正上,他认为有点调得过头了。“老怕出生漏报严重,怕调不到位。以前修正的比例高达25%~30%,现在幅度有所下降,也有10%左右。”

  原始数据和修正数据,让中国的人口数据陷入了一个“罗生门”。“现在没人能说得清楚中国的生育率。说高了有人不同意,说低了也有人不同意。而社会科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模型的计算得出一个确定的数字。”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说。

  然而“六普”的数据分歧,远不如“五普”激烈,“对生育率的分歧,就在1.4~1.8之间,这不影响对人口形势做出大的判断,”上文提到的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国家经过修正公布的1.6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学术圈也大体上能够接受。”

  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为1.63。“我觉得中国的人口顶峰不会超过15亿,放开的思路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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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1月28日 04:05  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有话说
  图一:估计的各个时期GDP潜在增长率


  图二:人口红利消失前后日本经济走势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去年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接受本报专访

  人口红利拐点已现(经济大势)

  本报记者 田俊荣

  核心阅读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做好准备、积极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怕,危险的是人们想尽办法一定要把经济增速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

  拐点已经出现

  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记者“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准备。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蔡昉坦言。

  经济增势将截然不同

  潜在增长率“十二五”将降至7.19%,“十三五”将减为6.08%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将使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潜在增长率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生产率进步决定,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这三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会使劳动力减少。除此之外,还会使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蔡昉解释说,过去我国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短缺,就会出现资本投入报酬递减现象。“打个比方,如果劳动力充裕,1台机器对应10个劳动力,那么有多少资本就可以买多少机器;一旦劳动力不足,1台机器对应1个劳动力,甚至10台机器才能对应1个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体力、智力能照顾得过来吗?买相同数量的机器,其产出自然会减少。”蔡昉说,“报酬递减,资本投入就会减少。”

  生产率进步,既来自技术进步,也来自劳动力等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果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高的部门,生产率就能得到改善。“过去,我们把劳动力从农业大规模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因此提高。但是,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可能会越来越少。”蔡昉说。

  “一句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蔡昉说,“‘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我们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见图一)

  不该做的应对之策

  勿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坦然接受、积极应对。”蔡昉说,“应对之策,可以分为不该做的和应该做的两块。”

  不该做的,就是不甘心经济减速,企图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今后,一些人或许会提出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等。这些有驾轻就熟的手段、有实施的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问题是,这种刻意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做法会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资源环境超出承受能力等严重后果。”蔡昉说,“打个比方,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受到他身体能力和人类身体极限制约,这种体能和人类极限相当于潜在增长率。北京奥运会上刘翔实际已不具备参赛的身体能力,在各种压力下硬要上场,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

  “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值得借鉴。”蔡昉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中,日本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经济也实现了年均9.2%的高速增长。当人口抚养比行至低点并在低点上持续20年左右时,日本经济增速也大幅回落至3.8%。从政府到民间都不愿看到经济减速,就动用了各种手段,货币政策始终宽松,财政政策保持扩张,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方案。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消失,上述刺激性政策产生了恶果,例如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以致随后陷入了年均增长仅为0.85%的“失去的20年”(见图二)。

  “日本人口抚养比的走势像‘平底锅’,我们的走势会像‘漏斗’,连平台期都没有,这意味着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掉得更快,我们也可能更不甘心。”蔡昉说,“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想尽办法一定要把经济增速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

  该做的应对之策

  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通过改革的办法科学地加以提高

  面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应该做的,就是科学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蔡昉说,劳动力投入方面还能挖潜,比如,今后劳动力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他们通常40岁左右就退休回乡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就能干到60岁。这样一来,劳动参与率增加了,潜在增长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产率进步方面也有空间。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无效率的“僵尸企业”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业能得到更多资源发展壮大,导致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美国的研究表明,这种“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约占全部生产率进步的30%—50%。“如果能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该因此调整?蔡昉认为,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不过,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应该研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政策底线应当是放开二胎。”蔡昉说。

 
 
张宝顺当选安徽省人大主任 李斌当选省长

星岛环球网www.stnn.cc 2013-01-28 [ 打印 ] [ 大 中 小 ] [ 关闭 ]

李斌,女,汉族,1954年10月生,辽宁抚顺人,1981年6月入党,1974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1974年7月至1978年3月长春市教育学院教师;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2年1月至 1984年11月长春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干事;1984年11月至1987年4月任长春市委讲师团副主任;1987年4月至1990年2月任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社科联副主席、市委讲师团副主任;1990年2月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1年12月至1994年3月任中共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委书记 (挂职);1994年3月至1998年10月任吉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93年3月至1995年12月参加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年10月至2000年12月任吉林省体改委主任、党组书记,吉林省政府体改办主任、党组书记;2000年12月任吉林省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体改办主任、党组书记;2001年9月至2007年7月任吉林省副省长,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2000年9月至2004年12月参加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7年7月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副主任;2008年3月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成员);2011年12月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省长、代省长、党组书记;2012年2月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十七届中央委员。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二胎的官方路线图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韩永 2011年09月22日16:37我来说两句 (3915) 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第1页:失信的数据 第2页:数量与结构
  相关阅读:五峰试验:政策放宽 人口未失控

              二胎待产:广州试点象征意义大

    二胎的官方路线图

  基于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内在矛盾,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不可能是一个“两利相权取其重”的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到底哪个“轻”,则取决于决策者如何看待现在与未来的关系。

  本刊记者/韩永

  在“十二五”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描述中,翟振武贡献了关键的一个词。

  “现在的说法是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原来说的是‘调整’,这是我给改的。‘调整’含有对原来否定的意思,‘完善’是说让政策更好地适应实际情况。”翟振武说。

  “这个‘完善’主要说的是放开。”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决定将这一说法写入“十二五”规划时起,人口政策的调整就已经进入中央层面的考量。

  今年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和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翟振武的另一身份,是中国人口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该学会的会长,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任主任张维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翟振武说,人口政策的完善势在必行。对于今年将开始“单独二胎”试点的传言,他说:“(试点)是这个月还是下个月,今年年末和明年年初,有什么区别?”

  地方的准备工作正在悄悄进行。复旦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市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待中央一声令下,马上投入试点。

  失信的数据

  中央的这个“令”,按照传说中的计划,本应在今年下达。

  国家计生委一位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流传的 “单独二胎”试点“三步走”计划基本属实,即在“六普”结束后,在2011年放开第一批试点,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将在“十二五”期间相继展开。“但‘六普’打断了这一进程。‘六普’数据出来后,对它的争论又花了一些时间。最主要的争论,是对它的不信任。”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六普”的数据往前推,可以算出中国过去15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5左右。“如果真是这么低,就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和英国、法国一样低了。那就不是要不要调整(生育政策)的事,而是马上要调整。”

  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透露的情况是,在“六普”数据公布之后,他依据“六普”的原始数据,推算过去10年的生育率,得出的结果是1.4多。“最高的是2000年,1.49;最低的是2001年和2003年,1.37;2010年是1.41。”“根据现有公布的人口总量和结构数据,推算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并不困难。”

  但和过去每一次普查数据的遭遇一样,“六普”数据也遭遇了信任危机。焦点还是出生人口的漏报率。“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中国0~14岁的人口是2.58亿,占总人口的18%以上,‘六普’说是2.22亿,一年就减少了3600万?”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了他的质疑。

  一位参与“六普”数据调查的北京某街道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依自己参与这项工作的体会,确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六普”数据的准确性。“人口普查员多是社区的楼长或居民代表,有的年龄偏大,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人会漏问一些信息,不好意思再问,就会自己编;有的户去了几次没人,失去耐心,就会照抄派出所提供的户主姓名底册,不够的信息就编。”

  这些收集上来的信息,又可能在上报的过程中走样。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普查经费的发放标准,通常以被调查对象的数量为准,这给了基层组织者修改数据以换取更多经费的动机。

  对地方政府的人口考核指标,是另一个影响数据如实上报的因素。《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有些地方的普查数据,正好“卡”在上级为其制定的人口指标上。“五普”时,全国总人口比地方上报的人口之和多出了2072万人。

  基于以上考虑,每一次人口普查之后,除了原始数据,还会有一个修正数据。修正的过程通常会参考能提供辅证的其他数据,比如小学入学率等。由于数据之间缺少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一过程常伴有一些人为的估计。比如“五普”的原始生育率为1.22,但官方承认的数字为“十五”期间的1.8左右,“十一五”期间1.7左右,现在是1.65左右。

  与原始数据一样,修正数据同样不足以服众。北京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说,在出生人口的修正上,他认为有点调得过头了。“老怕出生漏报严重,怕调不到位。以前修正的比例高达25%~30%,现在幅度有所下降,也有10%左右。”

  原始数据和修正数据,让中国的人口数据陷入了一个“罗生门”。“现在没人能说得清楚中国的生育率。说高了有人不同意,说低了也有人不同意。而社会科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模型的计算得出一个确定的数字。”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说。

  然而“六普”的数据分歧,远不如“五普”激烈,“对生育率的分歧,就在1.4~1.8之间,这不影响对人口形势做出大的判断,”上文提到的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国家经过修正公布的1.6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学术圈也大体上能够接受。”

  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为1.63。“我觉得中国的人口顶峰不会超过15亿,放开的思路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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