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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拐点已至经济增长方式与人口政策均需转向  

2013-02-25 14:27:06|  分类: 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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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GDP究竟是由多少人创造的?

    (2013-02-24 10:10:01)

    李迅雷

    农村的农业劳动力被大大高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中国就业人数为76420万,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6594万。2012年第一产业GDP为52377亿元,占整个GDP的10.1%,与2011年一致,简言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在第一产业中只贡献了占全国10%的GDP。

    因为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四个行业,假定单一从事林、牧、渔三个行业劳动,而不从事农业劳动的累计人口为2594万(实际或许没有那么多),那么,从事农业劳动的就业人口仍达24000万,占中国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为31.4%,接近于三分之一,是所有各行各业中就业人口占比遥遥领先的行业。

    那么,农业所创造的GDP规模有多大呢?同样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但统计局并没有公布第一产业中的农业子项目的GDP。不过,倒是公布了第一产业中各子项目的总产值,其中2011年农业总产值为41988.6亿元,占第一产业总产值81303.9亿元的51.6%。再往前看,则2010年农业总产值在第一产业的占比为53.3%,2009年为51%。

    再追溯查找更早数据,看是否存在农业增加值(GDP)数据。发现只能找到最近的,是07年投入产出表中,列出的农业增加值为16000亿,第一产业为28627亿,农业GDP占第一产业比重为55.9%。

    通过上述这些数据的分析,则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即农业增加值在第一产业GDP中的占比也就一半多一点,不会超过60%。假设以07年的农业GDP占比数据和2011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10%为准,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业占GDP的比重约为5.6%。也就是说,占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农业就业人口,所创造的农业GDP只占全国总量的5.6%。

    这样的数据是令人怀疑的,即那么多的劳动人口只创造了如此少的财富。假定2.4亿劳动力从事农业是确凿的,那么,这些农业劳动力除了贡献如此低的农业GDP,还在哪些领域贡献GDP呢?我们不妨从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去分析。因为农民纯收入按收入来源的性质分,可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指农业劳动的主业收入,工资性收入则是副业收入,财政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均不贡献GDP,不予考虑。

    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村常住人口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包括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收入、在本地劳动得到的收入、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三个部分。这块是创造GDP的,但对这块的贡献不仅包括农业劳动人口,还包括在农村从事非农劳动的常住人口,据统计局数据,2010年农村从事非农劳动的就业人口(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个体)就超过2亿。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的工资性收入为2963元,而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为5940元,占比为49.9%。而从农村居民的平均纯收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不到40%。

    因为实在难以从这些数据中计算出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在农业以外的领域创造了多少GDP,那就假定创造与农业劳动等值的GDP吧,也就是说,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农民,只创造了全国10%的GDP,另外90%的GDP由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创造,这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创造的偏态分布可能性大吗?

    因此,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即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被多计算了1个亿左右,实际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大约为1.6亿左右。试想一下,如今农村那么多荒田存在,如果真有那么多农民,那就不应该荒着。而荒田的原因是农业的回报率太低,不如进城打工。

    农业现代化改变不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

    美国的耕地面积要比中国多出50%,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十分之一,而是不足中国的百分之一:只有214万。只有从全球范围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如1995-2004年间,日本农村30-59岁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27.73%下降到21.47%;60岁以上农村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60.59%上升到70.58%;60岁以上农村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女性劳动力的比重从55.65%上升至 65.37%(李应春、翁鸣,2006)。此外,如美国、南非等国家的农民平均年龄也接近或超过60岁。 因此,不要以为农业现代化是吸引留住农民年轻人或吸引年轻人大农村的一个手段。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但为何农业劳动力还是老年化了呢?

    不知有怎样的逻辑能相信中国的农村的农业劳动力还有那么多。请看今年春节时人民网转载的一篇报道:初三去看二大爷,嘘寒问暖后,也来了句时尚话:“您现在最缺什么?”   “最缺青年人!”他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农村剩下老的老、小的小,有个红白喜事,找个帮忙的都不好找。前段时间你三爷爷过世,要找几个办丧事的,转了三圈才找到4个年轻人,不够用的。又到别的村去找,好歹找够了人,把丧事办了。咱在村里是大姓,人多,还能找够人。其他小姓办红白喜事,要几个姓联合起来,才能找够。”

    城镇化只是结果VS农业工业化也非有效手段

    如今,官方已经把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手段归纳到靠产业推动,即所谓的“三化一体”: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但笔者认为,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比如中国过去30多年的城镇化,就是全球产业转移、中国工业化的结果,而非手段。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农业无论叫产业化还是现代化,如前所述,都是只适合老龄人口就业的行业。那么农村工业化是否能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手段呢?我的观点是,同样不可能。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概念产生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当初是鉴于农村人口因过剩而大量涌入城市所提出的对策,但并没有实质性推动。农村工业化真正兴起时是上世纪80年代,即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出现在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也是政府所希望的,即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一方面减轻城市压力,另一方面则可以藉此来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但由于乡镇企业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最终导致乡镇企业的模式逐步演变。

    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中国工业化在粗放经营年代的产物,是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极其廉价阶段的优势所决定的。乡镇企业由盛转衰,除了模式有问题,还与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要求和集聚化特征有关。那么,农村工业化今后能否二次崛起呢?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

    首先,农村面临生产要素中的主要一大要素──劳动力的缺乏。我们看到,农村人口的不断迁移,以至出现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短缺的现象。其次,通过建立乡镇工业园区来推进农村工业化,说白了还是政府行为,从过去30多年来中国大大小小工业园区规划和运营的情况看,大部分是失败的,普遍存在区域间产业同构化竞争、缺乏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等现象。而作为乡镇级别的工业园区,能否吸引具有一定规模或先进的制造业来投资,除了一些区位优势好的地方外,本身就存疑。从现实情况看,不少企业为享受园区的减税和退税政策,只设一张办公台,异地经营现象十分普遍。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高污染行业的企业给当地环境造成的损害,远远高过对当地就业和税收的贡献。第三,农村工业化存在如何与产业升级的大趋势相适应的问题。中国毕竟已经步入了重化工业化的后期,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当初中国处于工业化早中期有关,故那时乡镇企业具有比较优势。这些年来,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环保成本等都大幅上升,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开始明显下降,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性较好,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性也不大。因此,在投资意愿下降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化的需求又来自哪里呢?

    简单总结上述观点:农业劳动力被大大高估,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所谓三大手段之一的农村城镇化,是为城镇化而人为投资,结果替代手段,将导致极大浪费;手段之二的农业现代化,本身就是趋势,不能解决农村荒芜难题;手段之三的农村工业化,没有用。

 

[原创]评湖北计生委主任杨云彦的计划生育观点

     2013/2/24 22:26:5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2013年02月23日《湖北日报》发表省计生委主任杨云彦计生观点的文章,回应近期网上传言,宣称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原文见http://www.hubei.gov.cn/zwgk/bmdt/201302/t20130223_435013.shtml

    他提出了三个观点,用以说明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国策的必要。对此,我一一作出点评,指出其荒谬所在,附在他的每一个观点后面。

    杨云彦观点一:人口总量大、对资源环境压力大的基本国情、基本省情,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计划生育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六普”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已达13.7亿,预计到2030年以前,我国人口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目前,全国每年出生约1600万人,净增加700万人。

    近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经济压力明显缓解,越来越多的地区和部门出现“用工荒”,一些偏远农村出现人口减少、“空心村”增多的情况,但这些变化更多的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并没有减缓,相反却是在不断加大。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住房问题、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大面积的持续的雾霾问题等。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改善,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尤其不能因为人口压力的局部和暂时缓解,就忽视人口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点评:杨主任有意回避人口密度,回避人均资源概念,专挑人口总量概念,渲染人口总量的大。对资源环境压力大小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人口密度而不是人口总量。否则正如大家所说,分裂国家,人口总量不就少了吗?如果不论人口密度,那么全球70亿人口总量对资源环境压力是不是比中国大得多呢?

    滑稽的是,杨主任将“六普”数据中台港澳人口也算进来(13.7亿人口)渲染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可是台港澳不但人口密度奇高,而且还鼓励生育,完全不理会大陆计生委这一套。

    在更替生育率水平之下,计生委鼠目寸光,仅看到人口惯性增长的时段,不看,更不提将来长期的人口锐减。光谈人口总量的增长,不谈人口结构的畸形。人口惯性增长,严格意义上,是老龄化口的增长,年青人口的减少。不能因为老年人增长导致的总量增长而减少年青人口,这只会使人口结构越来越失衡。老年人口与年青人口比例要协调,才是均衡的。

    用工荒,主因是计划生育导致的劳动力减少,杨主任用经济转型结构性变化加以粉饰。要知道,现在是低端的农民工荒啊,难道中国经济转型是转向低端,才导致低端农民工荒?如果是转型向中高端,那应该是农民工剩余啊。杨主任是要说计划生育三十年,经济转型向低端产业了吗?是要诬蔑计划生育吗?

    且不说资源是动态、开放的概念。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主要是粗放生产生活方式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不是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人口数量多,可以植的树也多,可以治的污也多。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是个中性概念,关键看政府是否组织好以发挥人口的正面作用。再说了,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为边污染边治理模式,还要靠人口增长的倒逼作用啊,否则政府就有减少人口依赖症。现实不就是如此吗?计划生育,放任污染。

    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住房问题、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大面积的持续的雾霾问题等,归咎于人口数量多,更是荒谬。我计算了一下,全国家家户户住别墅,都用不到国土面积的1%用地。住房紧张并不是因为人口多,而是因为政府的土地财政、切香肠式供地。比中国城市人口多、人口密度高的外国城市,交通没有中国城市拥挤,污染没有中国城市严重,能怪罪中国城市人口多?大面积的持续的雾霾问题,专家称是因为中国油品质量差、排放标准低,这跟人口多有什么关系?反过来说,既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紧张,按理应该有更严格的环保执法,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什么叫“好了伤疤忘了痛”?计生委不认为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改革开放和劳动力丰富的功劳,而认为是计划生育的功劳。计生委篡夺经济发展成果,完全不考虑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不考虑低生育率发展危机和人口负债危机。    

    杨云彦观点二:人口问题不简单是数量问题,更是结构问题、素质问题,我们面临着更复杂、更艰巨的人口形势,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需不断深化、转型。现阶段,我们在人口数量的问题方面取得的成效比较明显,或者说数量问题得到有效化解,但这并不是人口问题的全部,我们面临着更复杂、更艰巨的人口形势。

    比如说,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发达国家大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也有人口老龄化问题,有的甚至很严重。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人口发展转型的一个必然过程。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了这一转型的进程,加快了转型的步伐。但不能简单地反推,寄希望于通过放开生育来缓解老龄化。如果单纯地寄希望于调整政策,即便能多生育孩子,只是加大分母,老龄化的数据变小,但老龄人口并没有减少,反而导致两头沉的局面,老的和小的都多。因此调整生育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问题,反而会使本已缓解的人口压力更加沉重。应对人口老龄化关键在于未雨绸缪,从加大养老筹资力度、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综合施治加以解决。

    点评:杨主任自相矛盾。既然人口问题不简单是数量问题,更是结构问题、素质问题,为什么要坚持低生育率人口政策呢?低生育率人口政策,不就是追求减少人口数量,不顾人口结构失衡的政策吗?独生子女政策,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从培养孩子的角度,每对夫妻生育两三个孩子,培养出来的人口素质与人才层次综合最佳。杨主任所说的中国面临的更复杂、更艰巨的人口形势,不就是人口结构畸形变化、劳动力萎缩的形势吗?

    不能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简单地与世界其他国家类比,中国老龄化与发达国家不能同日而语。中国是因为计划生育,才让老龄化提前到来,而且来势汹汹,是未富先老,也就是在中国还没有中高端科技、产业优势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企业纷纷倒闭或转移,外资回流,经济指标下滑。

    老龄人口比例增大,需要劳动力人口比例相应增大,才能保证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劳动力人口比例相应增大,就需要放开生育。如果说放开生育会导致两头沉的局面,那也是为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买单,是必然付出的代价。难道计生委将来指望引进移民以增加劳动力人口?

    社会养老是家庭养儿(女)防老的统筹,实质是一样,是大家的儿女养大家的老人,这就是低生育率国家为了维持社会保障水平,都鼓励生育的原因。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是椽木求渔。中国若不放开生育,社保体制将成为浮云。    

    杨云彦观点三:人口发展的特殊规律,决定了生育政策的完善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事实上,生育政策一直在“微调”之中,如80年代从完全的独生子女政策调整到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的政策,“双独家庭”生育二胎,取消了生育间隔等,这些都是不断根据群众诉求和人口发展情况在对生育政策进行完善。

    但是,人口发展具有不可逆性,人口调控要遵循规律。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差异很大,生育政策的完善,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不能折腾,总的走向,就是根据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群众的意愿,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不断稳步完善生育政策。

    点评:计生委够霸道的!说放开生育,要循序渐进,那你们当初强制一胎化计划生育,怎么就可以不需要循序渐进,就可以一步到位?收钱要一步到位,收手就要循序渐进。当初从二胎制到一胎制,可一步到位,为什么现在从一胎半制到二胎制,就不可以一步到位?我想现在停止计划生育都不为过,因为大家的总和生育意愿并没超过2.0,甚至需要鼓励生育才可以达到人口均衡发展的更替水平生育率。

    计生委既然知道人口发展具有不可逆性,人口调控要遵循规律,为什么要让人口数量逆转?为什么不遵循“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规律,而要强制减少中国低年龄组人口数量?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恰恰是要放开生育,并保持人口的更替水平生育率吗?不恰恰是要让人民的生育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吗?现实一点说,政府既然不能实现政府养老承诺,为什么又不让百姓养儿(女)防老呢?

    计生委所谓循序渐进的完善人口政策过程,恰恰是不断折腾、不断凌迟百姓、阻碍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为的是不放弃计生委的权利、不放弃肚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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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拐点已至经济增长方式与人口政策均需转向
合肥在线-江淮晨报
2013-02-25 01:37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3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幅度为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此前曾表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首次下降,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

    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最容易联想到的议题必然是中国享受多年的人口红利是否会受到影响。人口红利指的是,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并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低廉的劳动成本,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向世界各国出口成本低廉的产品成为“世界工厂”,成就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其中一个有力的推动因素正是人口红利。而由其定义可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是获得人口红利的一个必要前提,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首次下降所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人口红利是否已至拐点争议颇多。实际上,判断人口红利拐点是否到来,主要有两个指标,一为劳动年龄人口,另一则为人口抚养比率,若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而人口抚养比率下降,则人口红利存在,反之则无。而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的同时,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攀升。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我国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而人口抚养比率升高的时期,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存在,这一状况将长期保持甚至扩大,人口红利拐点在去年已悄然而至。

    诚然,人口结构的转变或者说人口红利的趋于消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表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步减少2900多万。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拐点出现的时刻,必须重视起来,以有效的政策组合与策略应对,否则这个渐变的缓冲期有可能变成温水煮青蛙。

    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对社会与经济两个层面都将产生巨大冲击。

    于社会层面而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而老龄人口比重持续攀升,说明抚养负担将不断加重,养老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的养老制度还不太完善,在充足性与便捷性上均有很大提升空间。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显示,近40%的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月养老金低于2615元平均水平的占到总人数的77.3%。由于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完善,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还是家庭养老,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孩子养四个老人的状况并不罕见,养老负担十分重。在改革养老保险体制的同时,学界持续呼吁调整人口政策,马建堂亦表示,针对劳动人口的首次下降,“研究适当的科学的人口政策也是很必要的”。

    人口政策的调整,自然亦有助于劳动力资源补充,但其滞后性决定了无法解决眼下即将面临的经济困境。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必然会经过经济增长的“减速关”,若此时为了GDP数据好看而人为增加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加大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及经济结构扭曲,尤其是有20个省区将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在20%及以上,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之时,一方面,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方式增加劳动参与率,挖掘潜在的劳动投入;另一方面,应以打破垄断、减少审批等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对技术创新的鼓励措施,促进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

    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下降,中国站在了人口红利的拐点处,人口政策与经济增长方式均需调整转向,方能消弭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保持长期持续发展。

    □林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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