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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计生委-国务院将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03-13 21:19:58|  分类: 计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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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分计生委之一】国务院将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年03月10日 09:09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147)

    将卫生部的职责、人口计生委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时将人口计生委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发展改革委

    相关报道【专题】【拆分计生委之一】国务院将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 铁道部撤销【拆分计生委之二】为何是计生委?【拆分计生委之三】计生利益集团如何形成?【拆分计生委之四】生育政策面临抉择新华社:前瞻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15年来三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回顾(图)

    【财新网】(记者 蓝方 昝馨 罗洁琪)拆分计生委终成定局。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下称方案)披露,国务院将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根据该方案,人口计生委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将与卫生部合并,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职责包括:统筹规划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监督管理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等。

    同时,将人口计生委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发展改革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则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管理。

    该方案被看做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国策最明显的政治讯号。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学者普遍认为,拆分计生委,也是为下一步政策的调整扫除制度性的障碍。

    30年来严格的计生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已逐步显现。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在此之前,普遍的用工荒已困扰中国劳动力市场多年。1999年底,中国正式步入联合国所界定的“老龄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明显增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困难重重。而100多万失去独生子女(失独)家庭的养老,与“独一代”“独二代”的教育问题,正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计划生育虽是仍需坚持的国策,但对比十七大报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说法不再,已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新方案依然传递出改革信号,对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坚持”更要“完善”。这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计生政策的表述一致。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基本国策”的后缀说明,也扩充为“适应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趋势,统筹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拆分计生委,在不少学者看来,当是顺乎民心并适应中国长期发展的最优选择。■

    【拆分计生委之二】为何是计生委?

2013年03月10日 10:13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32)

    在计生政策调整的关口,以“控制人口”为首要目的的计生委已无存在土壤

    相关报道【专题】2013全国两会特别报道【拆分计生委之一】国务院将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拆分计生委之三】计生利益集团如何形成?【拆分计生委之四】生育政策面临抉择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 铁道部撤销新华社:前瞻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15年来三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回顾(图)

    【财新网】(记者 蓝方 昝馨 罗洁琪)根据2013年3月10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下称方案),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被撤销,其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将与卫生部合并,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该方案被看做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国策最明显的政治信号。

    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将从“稳定低生育水平”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口,在不少学者看来,长期以控制生育为首要任务的计生委已无独立存在的必要。

    人口计生委传统的“业务领域”,如通过节育措施控制生育,因手段的强制性遭受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抗议而日渐式微。社会抚养费这一“经济杠杆”也广受抨击,与民意背道而驰。随着政策导向的微妙转变,近年来计生系统也试图在流动人口管理、妇婴保健、早期教育、计生家庭的养老优待等方面有所突破,强化自己的公共服务职能,但无奈又与其他职能部门相掣肘,转型艰难。

    拆分计生委,成为最佳选择。

    调整呼声

    2012年6月,陕西省镇坪县怀孕七月的孕妇冯建梅,因未能按时缴纳4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押金”,而被强制引产。2013年2月4日,浙江瑞安11名公务人员在上门催缴社会抚养费时与超生的陈连弟一家发生肢体冲突,陈连弟13个月大的孩子在慌乱中坠地并遭公务车碾压身亡。类似的恶性事件引起舆论哗然。改革计生制度声浪渐高。

    上述恶性事件,与计生系统调控人口的两大手段有关。其一是技术手段,即提供临床医疗服务以节育节孕;其二是经济手段,即向超生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

    对此,《计划生育法》有着明确规定:“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尽管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相关法规也规定了公民的知情选择权。

    根据规定,农村育龄夫妻接受避孕、节育技术服务由财政埋单,免费的内容包括放置宫内节育器、人工流产术、引产术、输卵管结扎术、输精管结扎术等。这些免费服务在2011年花了财政资金30.37亿元。

    这项以社会福利形式出现的免费技术“服务”,在现实中却是冷酷的计生指标。很多地方政府都明确规定强制节育的考核指标。以江西省安远县2010年的《长沙乡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考核及责任追究办法》为例,“1、上环、结扎对象:上环对象产后42天-90天内落实上环、剖宫产术的180天内落实上环、人流后60天内上环、引产后90天内上环为及时,产后90天内结扎为及时。及时上环结扎并及时将手术证明交到计生办统计员处的,落实一例奖励包片干部30元,逾期未落实的,每例处罚包片干部20元。”

    一些地方性法规强制性规定,已生育子女的公民必须选择长效避孕措施——“一胎上环、二胎结扎”。湖北、江西、河南等多地还存在母亲未上节育环,孩子不给上户口的情况。

    2006年计生委的调查数据显示,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为84.6%,采取宫内节育器、女性绝育及男性绝育的比例达87.2%。而其中,将近五分之一的人是“由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决定其避孕方式。

    变相强制上环,仅是为了“事前预防”,更残忍的是“事后补救”。例如《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5条规定,“不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怀孕的妇女,应当采取措施,终止妊娠;不终止妊娠的,由其所在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采取措施,令其限期终止。”据财新记者粗略统计,有七个省的计生条例规定,“违规怀孕”将被“终止妊娠”,另外有十个省针对计划外怀孕规定了不明确的“补救措施”。

    “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类似的口号在农村地区屡见不鲜,至今仍未完全弃用。这些暴力口号背后的暴力计生,一度成为中国社会基层最为激烈的矛盾。

    尽管《计划生育法》为计生系统的行政权力设计了司法监督——公民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维护自身权利,但法律并未清楚定义这些权利以及侵犯权利可能受到的惩罚。即便公民起诉越权实施计划生育的官员,对举报者而言,保护他们免受地方官员打击报复的措施少之又少。现实中,因暴力计生而走入司法程序的案例非常罕见。

    不过,近年来随着舆论监督环境的变化,暴力计生有所收敛。2006年,国家计生委在全系统内开展“依法行政”的普法活动,并开展长期的培训和督查。相较强制节育,利用经济杠杆控制生育,被提到了优先位置。

    按照国家计生委2002年颁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违规超生的公民,要向计生部门缴纳社会抚养费,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在现实中,这笔费用可高达个人每年可支配收入的10倍。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为例,2010年广州市番禺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万元,农村居民为1.4万元。前者超生一个子女,对夫妻双方共征收社会抚养费24万元;后者超生,征收13万元。超生两个以上的,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更让人觉得不合理的是,“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个子女,60日内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也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逾10万元。“我生个孩子我自己花钱来养,凭什么要给政府交抚养费?”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看来,社会抚养费是极其荒唐的制度。

    按照规定,当事人未按期缴纳社会抚养费且对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计生部门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即便当事人不服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不停止征收。在地方实践中,这一“强制执行”再次与暴力纠结在一起。拘留孕妇或家属、打砸家庭财物,乃至强制引产的案例屡见报端。
    【拆分计生委之三】计生利益集团如何形成?

2013年03月10日 10:18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37)

    撤并计生委,被看做是“从组织结构上为停止计划生育取下了紧箍咒”

    相关报道【专题】2013全国两会特别报道【拆分计生委之一】国务院将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拆分计生委之二】为何是计生委?【拆分计生委之四】生育政策面临抉择卫生部撤并 “大健康部”更近一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 铁道部撤销15年来三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回顾(图)

    【财新网】(记者 蓝方 昝馨 罗洁琪)根据2013年3月10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被撤销,其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将与卫生部合并,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自2000年开始,学界即有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至今十余年间,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计生政策却迟迟不动。“撤并计生委,从组织结构上为停止计划生育取下了紧箍咒,也消除了利益部门的阻力。”计划生育政策研究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说。

    强势部门

    仅仅在五年前,拆分计生委似乎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2008年大部制改革启动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等学者,向国务院提交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课题报告。报告建议保留计生委,对其职能定位未作过多阐述。此番改革再启幕,毛寿龙对财新记者坦言,彼时计生政策乃是国策,不便讨论,对计生委的研究也有所回避。

    如今,中国社会对于计生有更多反思,政策调整正当其时,计生委机构职能的调整也摆上台面。

    上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国家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2003年更名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共存至今。

    历经数次职能调整,这个有着逾30年历史的机构系统如今颇为庞大。其中一部分乃是计生管理机构,以政策制定和监督管理为主要职能,从国家级的计生委到县级计生委,共有四级。它们除了制定该层级的人口规划和政策、管理人口信息、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与公众生活更直接相关的,是管理所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同时,乡镇一级设有计生办,配有公务员身份的专职计生工作人员。大多数城市和农村社区,还配有计生协理员和计生专干。

    计生系统的另一大组成部分是计生服务机构,即从省到乡四级的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中心或计划生育服务站,是计生政策的执行者,为育龄夫妇提供节育节孕的技术指导、咨询和临床医疗服务,即常见的结扎、上环、引产等。

    官方对外的公开数据截止到2005年底。数据显示,国家、省、地、县、乡五级的计生机构总数逾8万个,全国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超过50万,但其中只有10万余人属于编制内的公务员。在乡一级,92.17%的乡镇都设有计生办,79%的有计生站。

    如此规模,只为保障计生政策能够得到最彻底的执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介绍,计生系统率先发明了“一票否决”制,这一制度下,中央一级的计生委尽管在各部委间排名靠后,地方的计生官员却往往手握重权。李建新分析,这是计划生育在基层推行力度最强的重要原因,“到任何一个农村去,最醒目的都是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

    各级财政也为计生工作提供最大幅度支持。2011年,计生委与财政部联合制定发布《关于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投入保障机制的意见》,明确继续坚持“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往往只存在于教育、农业等被认为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2011年投入人口与计划生育共694.38亿元,年增幅18.1%,其中支出最多的为“其他事务支出”,为234.26亿元;其次是行政运行费用,达149.37亿元。

    一系列保障下,中国计划生育得到严格执行,顺利达成“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意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数)再创新低,仅为1.04,远远低于维持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长期稳定所需要的“更替水平”,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1990年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更替水平之上,从1991年起便持续走低,在“九五”期间正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并持续至今。


    完全放开生育有多大风险?

2013年03月09日 23:29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287)

    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地下滑。原因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是育龄女性急剧减少

    梁建章梁建章,1999年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携程旅行网”,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任CEO,并从2003年起兼任董事会主席。

    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现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梁建章最新文章人多可促共富人口与中美竞争日本衰落的人口陷阱

    【名家/新秀】(特约作者 黄文政 财新专栏作家 梁建章)这次两会提案中,要求生育政策放松的呼声增多。政协委员王名连续三年提案要求放开二胎,今年更是要求全面放开生育。他的提案得到了民意的普遍支持,但也有人担心一旦放开,生育率会爆炸性增长。这种担忧有必要吗?

    生育率可通俗地理解为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根据性别比和女性年龄别死亡率,中国的替代生育率是2.2,也就是每对夫妻平均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2010年的生育率仅有1.18,即使考虑到15%的漏报率,生育率也不过1.4;而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更是低至1.04。即使在1.4的生育率下,每过一代人(25至30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

    但是,如果政策全面放开,生育率会飙升到多高?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在没有生育限制的假设下,中国的正常生育率会是多少?世界各地数据显示,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在相似社会发展程度下,东亚各地,尤其是华人社会的生育率更低。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数据,泰国和越南的生育率分别为1.58和1.82,估计中国的正常生育率不会高过1.7,因为无论是人类发展指数还是人均GDP,中国现在都高于泰国,更远高于越南。

    完全放开生育后,实际生育率了除了回升到正常生育率,还包括补偿生育率,所谓补偿生育率是指出过去因为限制没有实现,但放开后还愿实现的生育率。为了估算补偿生育率,把1980年以来实际生育率不足1.7的年份补至1.7,得出当年因限制没有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14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补偿生育率。

    根据上述方法估算,如果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不只是放开二胎),在2014至2018年的生育率分别为2.3、2.1、2.0、1.9、1.9。即使完全放开后,在生育率下滑时开始鼓励生育,成功把生育率一直稳定在2.0,未来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5亿。有研究认为,放开二胎后生育率可能反弹到4.4,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为零。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方法倾向于高估全面放开之后的生育率。第一,对无限制的正常生育率采用了很可能高估的数值。其次,没有考虑节育因素,也没有考虑剖腹产对生育的短期抑制作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中国剖腹产比例在2008年就达到46%,为全球最高。第三,没有考虑城市长期一胎化政策导致的把少子化当成正常生育状态的观念因素,也没有考虑低生育率陷阱。

    相比之下,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 1988年从控制改为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完全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

    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不仅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相当于放开无穷胎),反而鼓励生育,也没有经历过大陆城市普遍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只是人类发展指数比大陆领先,但生育率在2012年只有1.10。

    根据上述估算,即使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新生儿数量将从2013年的1600万,反弹到其后5年的2600万、2300万、2100万、2000万、1900万,即使2014年的峰值也要低于1990年的2900万的水平,相对反弹幅度略高于1980年代末期的生育高峰,但要远小于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如果采用分年龄逐步放开,如在2014、2015、2016年分别只允许36、32、28岁及以上女性在原来限制之外生育,此后则完全放开,那么2014年放开后5年的新生儿数量分别是2200万、2200万、2200万、2000万 和1900万。但我们认为这种逐步放开毫无必要,因为这样做的唯一好处是让2014年放开后反弹高峰略低一些,但却增加执行成本,并可能造成未来更多不必要的遗憾。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完全放开生育并无风险。最关键的是,不应该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自然资源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出生的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报酬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一个不愿为孩子付出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地下滑。原因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是育龄女性急剧减少,这背后是199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90后母亲在不到10年会减少约一半。这个大滑坡将严重恶化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人口的衰减。应对这个滑坡的最好方式是,在完全放开后,当生育率再度下滑到替代水平时,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力求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维持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 ■

    中编办否认中国将全面放开二胎

2013年03月11日 15:14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财新网】(记者 李永春)3月11日上午10时,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编办)副主任王峰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的基本国策和决策制度决定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加强,不会削弱”,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大概不会存在”。

    针对“计生委改革是不是说明中国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提问,王峰表示,中国的基本国策和决策制度决定,“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加强,不会削弱”,“等中央的要求出台之后,我们对地方计划生育领域的工作也会提出加强的要求。这一点你的担心可以理解,但是大概不会存在”。

中国卫生系统进一步沦陷于计生之手

杨支柱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者霍小光、赵超),国务院将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报道称,“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计划生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近年来,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当前,计划生育工作需要在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也需要不断提高。”

另据中广网北京3月10日消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方面,首先,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没变。第二,计划生育一把手负总责的制度不变。第三,一票否决制不变。这三个不变,从政策、制度上保障了计划生育工作不可能得到削弱。同时要求新成立的部门在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包括职能配置上,还要确保计划生育的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从这则报道看,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计划生育行政系统并没有在大部制改革中被撤销,而是躲在卫生部门的躯壳下得以保存下来,“稳定低生育率”的政策取向及其在政府各项政策中主宰一切的地位也同样被保留下来。不仅如此,第一则报道还明显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置于卫生工作之上。

这也被另一则海外媒体的报道所证实:

有香港媒体报道说,现任安徽省委书记李斌成为接替陈竺担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热门人选。3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有记者问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这一传言,陈竺称:“你们消息很灵通。”(bbc中文网:《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引人注目的女高官》)
李斌1994.03—1998.10任吉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2007.07—2011.12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前计生委主任担任卫生部部长,她能不把她满脑子的计划生育意识带进卫生工作?估计仅仅是基于国际形象的考虑,或者为了安慰卫生部门,才在机构名称上将卫生置于计生之前。

这样的大部制改革,无疑将使中国的卫生部门进一步受到所谓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影响,并使中国政府即将着手的医疗卫生改革打上计划生育的烙印。国家计生委办公厅主任崔丽在2007年发表文章《惠民政策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的挑战和对策》(《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9期,崔丽为第一作者),抨击普惠政策让计生工作难做,实际上是要求一切惠民政策的受惠者必须以遵守政府的生育计划为条件,恨不得将“超生”夫妻与被“超生”的孩子赶净杀绝。2009年1月崔丽被李斌提拔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主导“医改”,能公平吗?

中国的医患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本身就受到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影响,其中产科所受的影响最严重。(详见杨支柱:《产科“医闹”特别多是为计划生育背黑锅》)把卫生部门跟计生委绑在一起,患者对医护人员所剩不多的信任会锐减,医患纠纷将爆增。这甚至也不仅仅是因为信任危机——如果计生系统以卫生部部长的名义给医院下指示,对无证生育的早期强制堕胎和对基于“优生”的欺骗性堕胎本身就会暴涨。今后黑孩子可能连“出生证”这个唯一的身份证明恐怕都办不了——这导致黑孩子根本不敢被父母带出门,否则父母何以证明自己不是人贩子?

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卫生部门被合并进以减少人口为目的的计生部门,在“稳定低生育率”的基本国策统辖下、在前计生委主任的领导下进行“医改”和提供“医疗服务”,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观!人们有理由担心:中国的医疗系统会不会更多地被用于减少人口的目的?“医疗服务”会不会变成“计生服务”那样的强制性“服务”?“医改”会不会将那些“不该出生的孩子”甚至他们的父母排斥在外?

北大李建新的, 呐喊,充满着悲愤,充满着恨铁不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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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集---言必计划生育(42)  2013-03-11 09:06: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2010年普查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又创新低。对此结果计生部门认为存在着瞒报漏报。若瞒报漏报最有可能的人群是非流动的农民、最可能的发生是第二、第三胎次,但北大郭志刚教授研究指出,2010年的下降主要是非流动农民的第一胎次的下降,这是推迟婚育的结果。超低生育水平已是我国真实的人口现实。


198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例为9.1%,1990年上升至12.0%,0-14岁人口比例下降至18.3%,随后以房地产业泡沫破灭为标志日本经济进入全面衰退期。我国2010年老化程度(8.9%)与日本1980年相当,联合国预测显示:我国2020年老年比例12.3%,0-14岁下降至14.8%,少子老龄化胜过日本。我们的衰退已开始且不可遏止。


中国人口是这样的:毛时代生产和积累了巨大的人口能量,邓江胡时代让这个人口能量彻底释放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邓江胡时代并未保持住这种强大的人口势能,相反以强行计划生育遏止人口发展,因此,习李时代迎来了一个少子老龄化的人口,迎来了一个后生短缺的“荒”时代,不可避免地进入衰退。

人口是实力。人口对发展的影响,规模大小固然重要,但本质还在于人口结构如何变化。这就是低生育率国家为保持人口结构长期均衡而鼓励生育的缘故。我国始终以“人口众多是负担”为先导,始终唯“控制人口数量”是瞻。看看21世纪的追赶目标美国和竞争对手印度的人口结构,我们有可持续追赶竞争的后劲吗?


联合国我国人口预测的高、中、低三个方案的TFR分别为1.9-2.1、1.5-1.6、1.1-1.2,2030年人口总量分别为14.7、13.9、12.5亿;老年人口比例分别为15.6%、16.5%、17.4%。期待新部门能一举废除现行计生政策,鼓励生育回升至2.1更替水平。唯有这样,才能实现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结构素质问题,才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历史翻开了新一页。我们是中国改革进程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强调国情没错,但国情不该成为继续改革的障碍。比如,中国人口众多这个事实不应该成为我们尊重民众自主选择生育的阻力;比如,中国人口众多这个事实不该成为我们可以破坏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的借口。新机构废除现行计划生育就是最大的国情!

驳计生委官员“饮鸩止渴”论  2013-03-12 17:38: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何亚福

3月12日人民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成员杨玉学强调,当前的人口形势忽视不得、乐观不得,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杨玉学为什么说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呢?他给出了四个理由。但我认为,杨玉学给出的四个理由都站不住脚,下面我分别反驳他的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杨玉学说:“首先我国人口基数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为13.4亿,即使将人口增长率控制在7‰,每年净增人口仍在700万左右,3年就会增加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

我认为,“人口基数大”不能作为坚持计划生育的理由。例如,假设甲国有20亿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1.0,难道甲国还需要降低生育率吗?假设乙国只有2亿人口,总和生育率高达7.0,那么,乙国才需要适当降低生育率。近几年来,世界每年净增人口约7500万人。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那么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应该是7500万人的五分之一(即1500万人)。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几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数量都没有超过700万。也就是说,近几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按照杨玉学的逻辑,光看人口基数而不看人口密度,也不看生育率,那么我们假设一下这种情况: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外国”,中国有13亿人口,外国有57亿人口,那么外国人岂不是要大叫:“不得了啦!中国只有13亿人,而我国有57亿人,我国人口太多了!中国每年净增人口不到700万,我国每年净增人口达到6000多万,我国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第二个理由,杨玉学说:“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人口总数越大,人均资源越少。”我以前在《为什么应该取消计划生育》一文中已分析过:资源、环境等问题都不能作为计划生育的理由,在此不再重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的贫富与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源没有必然关系。例如,非洲人均资源丰富,欧洲人均资源贫乏,但欧洲比非洲富裕得多。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们对环境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因为人既能破坏环境,也能改善环境。

第三个理由,杨玉学说:“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也不宜让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虽然我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差不多排在世界100位左右。”

我认为,杨玉学这种说法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正确的说法应是这样的:“虽然中国的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但由于中国有13亿人口,所以GDP总量才能排在世界第二。”可以设想,假如中国人口只有3亿,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那么人均GDP基本上仍然是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而综合国力则大大降低了。缅甸、老挝等国家人口数量比中国少得多,但人均GDP也比中国低得多。

我们来看一下当今世界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简称“西方七国”)的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按国土面积的排列次序为:加拿大、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按人口数量的排列次序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其中法国、英国、意大利这三国的人口数量很接近,都是六千万左右。而西方七国的经济总量基本上也是按照人口数量排列的,而不是按国土面积排列的。西方七国之中,加拿大面积最大,但人口排在末尾,所以经济总量也排在末尾。加拿大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人均GDP与美国基本相同。可见,“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GDP”,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个理由,杨玉学说:“由于受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是比较强烈的。特别是在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低下,人是直接生产力,没有男孩就没有壮劳动力,所以计划外生育的比较多。”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真的比较强烈吗?国家计生委公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生育意愿: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生育两个孩子,而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是1.7~1.85个孩子。杨玉学把想生两个孩子也说成是“生育意愿比较强烈”,难道他认为只想生一个孩子才是正常的?打个比方,某个人只有一个眼睛,他认为有两个眼睛的人是不正常的。杨玉学其实是把正常与不正常搞颠倒了。

杨玉学说:“欧洲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人口的年轻化、中年化、老龄化过程。我国也是这样,而且老龄化将是今后人口发展的一个常态化过程。”

事实上,虽然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然而,不同的是: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力求提升生育率从而缓解老龄化进程,而中国则实行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从而加速了老龄化进程。

杨玉学说:“老龄人口的上升是阶段性的,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到了一定时期肯定会放缓。”然而,如果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很低水平,即使将来中国的老人数量大大减少了,老龄化程度也不会减轻。举例来说,如果连续几代人都只生一个孩子,那么人口结构如下:第一代:400人(200对夫妇);第二代:200人;第三代:100人;第四代:50人。人口结构是4:2:1,老龄化程度最终达到:4/(4+2+1)=4/7=57%。即使第一代的400人去世后,老人数量减少了,但人口结构仍然是4:2:1,老龄化程度仍然不变。因此,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保持很低的生育率,那么这个国家将要承受的老龄化不是阵痛,而是长痛。

杨玉学说:“想通过增加生育来冲淡老龄化,那是饮鸩止渴。”

在上面这段话中,杨玉学用到“饮鸩止渴”这个成语,他是把老龄化比喻为“口渴”,把孩子比喻为“鸩”(“鸩”是毒酒的意思)。可见,在这位计生委官员眼中,孩子就像毒酒一样有害。难怪有一个计生口号说“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

杨玉学说:“在一个时期内,出生人口多了好像延缓了老龄化,但是过了这个时期,老年人增多了,老龄化照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事实上,一个国家合理的人口结构是保持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样既不会造成少儿抚养比过高,也不会出现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为什么说中国现在的老龄化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生育来缓解?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如果能把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那么人口结构就是良性循环而不是恶性循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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