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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放开二胎还是全面放开生育?  

2013-03-14 20:57:50|  分类: 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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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生委官员:通过增加生育冲淡老龄化是饮鸩止渴

2013年03月12日05:02  人民网 我有话说(610人参与)

    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方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取消卫生部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成员杨玉学表示,大部制改革不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被削弱,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仍是今后人口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能动摇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社会各界对人口计生工作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表示理解。"杨玉学坦言。

    不过杨玉学强调,当前的人口形势忽视不得、乐观不得,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人口基数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为13.4亿,即使将人口增长率控制在7‰,每年净增人口仍在700万左右,3年就会增加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其次,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人口总数越大,人均资源越少。第三,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也不宜让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虽然我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差不多排在世界100位左右。此外,由于受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是比较强烈的。特别是在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低下,人是直接生产力,没有男孩就没有壮劳动力,所以计划外生育的比较多。

    计划生育不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比例还在上升。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4.3%。为了缓解老龄化,有人建议取消计生政策。

    杨玉学表示,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很多,"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只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科技进步、生活富裕、医疗水平的提高,使人的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了,老龄人口自然越来越多。

    "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杨玉学说,欧洲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人口的年轻化、中年化、老龄化过程。我国也是这样,而且老龄化将是今后人口发展的一个常态化过程。

    具体到我国,杨玉学认为,老龄人口的上升是阶段性的,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到了一定时期肯定会放缓。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有关人士认为计生政策应该调整。对此,杨玉学表示,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少没有必然联系。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那时日本全国失业人口有300多万人,即便现在每年也有200多万人失业,所以老龄化不一定就带来劳动力不足。

    是否放开二胎要国务院拿意见

    有的专家认为,当前少子化和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应该放开二胎。"想通过增加生育来冲淡老龄化,那是饮鸩止渴。在一个时期内,出生人口多了好像延缓了老龄化,但是过了这个时期,老年人增多了,老龄化照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杨玉学称。

    杨玉学还表示,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始终处在调整和完善当中。当前,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东部发达地区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以及地方政府的呼吁,已经有浙江、上海、黑龙江等7个省市开始实施"单独"政策,即夫妇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二胎,而且城乡同步。

    "至于国家将来如何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会放开二胎,这是一个大的方针政策,需要国务院决定。目前我还没听到明确的声音。"杨玉学称。 (李木元)

    (原标题:通过增加生育来冲淡老龄化是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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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计生委官员“饮鸩止渴”论  2013-03-12 17:38: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何亚福

3月12日人民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成员杨玉学强调,当前的人口形势忽视不得、乐观不得,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杨玉学为什么说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呢?他给出了四个理由。但我认为,杨玉学给出的四个理由都站不住脚,下面我分别反驳他的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杨玉学说:“首先我国人口基数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为13.4亿,即使将人口增长率控制在7‰,每年净增人口仍在700万左右,3年就会增加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

我认为,“人口基数大”不能作为坚持计划生育的理由。例如,假设甲国有20亿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1.0,难道甲国还需要降低生育率吗?假设乙国只有2亿人口,总和生育率高达7.0,那么,乙国才需要适当降低生育率。近几年来,世界每年净增人口约7500万人。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那么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应该是7500万人的五分之一(即1500万人)。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几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数量都没有超过700万。也就是说,近几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按照杨玉学的逻辑,光看人口基数而不看人口密度,也不看生育率,那么我们假设一下这种情况: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外国”,中国有13亿人口,外国有57亿人口,那么外国人岂不是要大叫:“不得了啦!中国只有13亿人,而我国有57亿人,我国人口太多了!中国每年净增人口不到700万,我国每年净增人口达到6000多万,我国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第二个理由,杨玉学说:“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人口总数越大,人均资源越少。”我以前在《为什么应该取消计划生育》一文中已分析过:资源、环境等问题都不能作为计划生育的理由,在此不再重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的贫富与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源没有必然关系。例如,非洲人均资源丰富,欧洲人均资源贫乏,但欧洲比非洲富裕得多。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们对环境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因为人既能破坏环境,也能改善环境。

第三个理由,杨玉学说:“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也不宜让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虽然我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差不多排在世界100位左右。”

我认为,杨玉学这种说法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正确的说法应是这样的:“虽然中国的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但由于中国有13亿人口,所以GDP总量才能排在世界第二。”可以设想,假如中国人口只有3亿,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那么人均GDP基本上仍然是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而综合国力则大大降低了。缅甸、老挝等国家人口数量比中国少得多,但人均GDP也比中国低得多。

我们来看一下当今世界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简称“西方七国”)的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按国土面积的排列次序为:加拿大、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按人口数量的排列次序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其中法国、英国、意大利这三国的人口数量很接近,都是六千万左右。而西方七国的经济总量基本上也是按照人口数量排列的,而不是按国土面积排列的。西方七国之中,加拿大面积最大,但人口排在末尾,所以经济总量也排在末尾。加拿大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人均GDP与美国基本相同。可见,“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GDP”,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个理由,杨玉学说:“由于受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是比较强烈的。特别是在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低下,人是直接生产力,没有男孩就没有壮劳动力,所以计划外生育的比较多。”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真的比较强烈吗?国家计生委公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生育意愿: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生育两个孩子,而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是1.7~1.85个孩子。杨玉学把想生两个孩子也说成是“生育意愿比较强烈”,难道他认为只想生一个孩子才是正常的?打个比方,某个人只有一个眼睛,他认为有两个眼睛的人是不正常的。杨玉学其实是把正常与不正常搞颠倒了。

杨玉学说:“欧洲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人口的年轻化、中年化、老龄化过程。我国也是这样,而且老龄化将是今后人口发展的一个常态化过程。”

事实上,虽然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然而,不同的是: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力求提升生育率从而缓解老龄化进程,而中国则实行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从而加速了老龄化进程。

杨玉学说:“老龄人口的上升是阶段性的,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到了一定时期肯定会放缓。”然而,如果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很低水平,即使将来中国的老人数量大大减少了,老龄化程度也不会减轻。举例来说,如果连续几代人都只生一个孩子,那么人口结构如下:第一代:400人(200对夫妇);第二代:200人;第三代:100人;第四代:50人。人口结构是4:2:1,老龄化程度最终达到:4/(4+2+1)=4/7=57%。即使第一代的400人去世后,老人数量减少了,但人口结构仍然是4:2:1,老龄化程度仍然不变。因此,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保持很低的生育率,那么这个国家将要承受的老龄化不是阵痛,而是长痛。

杨玉学说:“想通过增加生育来冲淡老龄化,那是饮鸩止渴。”

在上面这段话中,杨玉学用到“饮鸩止渴”这个成语,他是把老龄化比喻为“口渴”,把孩子比喻为“鸩”(“鸩”是毒酒的意思)。可见,在这位计生委官员眼中,孩子就像毒酒一样有害。难怪有一个计生口号说“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

杨玉学说:“在一个时期内,出生人口多了好像延缓了老龄化,但是过了这个时期,老年人增多了,老龄化照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事实上,一个国家合理的人口结构是保持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样既不会造成少儿抚养比过高,也不会出现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为什么说中国现在的老龄化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生育来缓解?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如果能把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那么人口结构就是良性循环而不是恶性循环了。


 应放开二胎还是全面放开生育?

    013年两会提案中要求放开生育政策的呼声日盛,但绝大部分提案都只要求放开二胎,唯有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的提案是呼吁全面放开。那么到底应该是放开二胎,还是全面放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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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适度人口是五到八亿说法的来源

    中国目前的生育状况,在不同人群那里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印象。在一些专业人士眼中,生育水平已经低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已降到1.18,即使考虑到15%的漏报率,生育率也仅有1.4;而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更是低至1.04。根据性别比和女性年龄别死亡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是2.2,也就是每对夫妻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生育率处于1.4意味着,每过一代人(25至30年),中国出生的人口将减少36%。

    可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极低生育率似乎并不直观。人们往往更关注身边生育三胎甚至更多胎的例子,从而产生“中国生育率依然很高”的错觉。对于这种错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假想的例子加以澄清:假如在所有的夫妻里面,有75%只生育一胎,另外25%生育三胎,那么平均的生育率也只有1.5,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但从直观感受来说,大家会发现身边有50%的孩子来自于三胎家庭,到处都是超生家庭的孩子,怎么也不会觉得中国生育率太低。这种错觉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的,其背后的原因是来自多胎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概率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这个例子还说明,如果现有生育政策仅仅调整为“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甚至当周围有一半孩子来自超生家庭时,生育率才仅有1.5,这还未考虑剩男剩女,丁克及不孕不育的人群。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比例就达12.5%,而且,随着生育年龄的延迟,这个比例有望继续升高。实际上,一个正常繁衍的社会是需要不少三四胎的孩子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无子或者一胎。何况,现有大量农村人口按“一胎半”政策本来就可生育二胎,现有政策放宽到普遍允许二胎,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影响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将生育率提升至能够保持人口均衡稳定的水平。

    另一个人们未感觉到生育率太低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依然在增加,而且还会持续一些年。正因此,有人认为不如等人口停止增长再放开。但是,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人口的变化有极大的惯性。现在人口增长的原因是,虽然孩子很少,接近生命终点的老年人口也不多,只是中青年人口较多。但是,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人口将急剧衰减,持续时间可能达上百年。即使2014年完全放开,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从2030到2070年,每年都将减少上千万人,40年内减少40%以上。这种衰减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与此相比,过去20年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人口下降不过3.4%,扣除移入人口的自然下降也不过7.8%。

    人口衰减直接表现在年轻人口的快速减少,在未来10年,20-25岁的年轻人将减少42%。不过,年轻人口减少带来的不仅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最终也会带来需求乃至工作机会的减少,所以劳动力市场在经历先期短缺之后还是会趋于平衡。但是,远比劳动力暂时短缺要大得多的灾难是人口规模持续性的急剧萎缩。在此过程中,消费和生产将同步下降,除了殡葬、医疗、养老等,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会成为夕阳行业,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将因为缺乏动力和财力更新而日益老化,创新和创业活力大幅减缓。过去30年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将退化成一个暮气沉沉、江河日下的社会。

    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作用外,人口衰减带来的是人均GDP下降,因为人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由于规模效应和结构因素使得人口衰减对分子的作用更强劲,更持久。人口持续性急剧衰减的最终后果是,中国国力衰退,中华文明式微。

    但是,无论是各种城乡生育意愿调查,双独放开二胎的效果,东亚各国的经验,还是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分析都表明,中国早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比如,甘肃省在2002年双独放开二胎后三年,仅有六对夫妻申请了生育二胎;新疆奎屯市双独放开九年,仅办理一例。这种双独少生并非特例,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根据可靠的估算,即使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在有限的“补偿反弹”之后,生育率又会走低并持续低迷。由于育龄女性将急剧减少,出生人数在几年之后又会开始雪崩式的滑坡。所谓维持人口和社会均衡发展的愿望将成为泡影。

    还有,高生育率惯性下,降低生育率马上就能缓解抚养压力,但像我们这样把低生育率持续到老龄化开始导致抚养压力上升的阶段,提高生育率短期内反而是加重压力,其缓解效果要二三十年后才能体现,所以低生育率的惯性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

    实际上,为何只放开二胎而非全面放开并无严谨的科学根据,而只是人们对“城市一胎和农村一至二胎”政策在一种心理上的折中。因为在中国,特别在城市,人们已经把一胎或两胎当成正常,远未认识到这已经距离人类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状态有多么遥远。在中国生育率已经处于如此低水平,而且在放开的补偿反弹之后,几乎没有可能维持在替代水平之上的情况下,放开二胎相当于对一个血压极低的人去把降压药减半。

    因此,在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时,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立即全面无条件放开生育,并在生育率再次下滑到更替水平之际,像几乎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让中国回到正常的生育状态,确保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这不是极端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繁衍最终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

    (本文作者黄文政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现任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与董事总经理。梁建章系携程旅行网创始人之一, 2011年,他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还兼职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


    人口结构不合理阻碍经济发展


2013年两会期间传来消息,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被撤销,其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将与卫生部合并,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未来将调整人口政策的信号。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未来人口结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可避免。适度调整人口政策,短期内全面开放二胎、中长期实现生育自主将有利于增加中国的经济活力,使经济能持续发展。…[评论]

    背景在连续三年提案建议放开二胎后,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今年的提案更进一步,建议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他表示,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带来的各种问题正逐渐显现,并不断恶化。长远来看,人口问题必将拖累经济发展、弱化规模优势、危害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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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分计生委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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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保留卫生部,成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是近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一大亮点。人口计生委的功能也被分割,其人口规划职能被划转到发改委。这意味着,组建32年之后,人口计生委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将不复存在。

    计生委成立32年终谢幕

    计划生育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创立于1981年3月6日,由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其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计生工作。2003年3月,在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中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此后,其再无大变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校教授李珍认为,这次改革实际上撤销的是人口计生委。

    近年来关于调整人口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多

    近年来,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带来的各种问题正逐渐显现,并不断恶化,这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口政策在两会上也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热门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连续三年提案建议放开二胎后,今年的提案更进一步,建议立即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管制。

    人口结构不合理将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老年人面临诸多困难

    经过30多年的严格计划生育,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未来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已经不可避免,这将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曾经让中国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去年已经开始衰减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

    这是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此前大多数专家和机构对人口红利拐点出现时间的估算是2015年,人口红利拐点2012年就出现,这比预期提前了3年。

    众所周知,40-59岁人口的实际劳动能力比自己的青壮年时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体力劳动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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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1950年-1973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将在今后20年内步入老龄期,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也将持续加快,预计今后每年老年人新增量将以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到2033年左右会达到4亿。这将带来高龄老人增多,失能、失独老人增加等系列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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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年之久

    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可保持人口代际更替。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被称为低生育率。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总和生育率之低超出主流人口学界预期。联合国人口司编制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2009年间是1.64,预计2010年-2014年为1.56。

    在1990年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更替水平之上,从1991年起便持续走低,在“九五”期间正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并持续至今。调整人口政策可以缓解20年之后的高度老龄化局面,使总人口变化更加平稳,否则人口结构不合理不仅将阻碍经济发展,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管制正当其时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适度调整人口政策正当其时。放开生育管制后,年轻人口得以迅速增加,这能够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调整人口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实行自主生育,由育龄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促使生育率回升到世代更替水平。

    如果人口政策适度放松,短期内可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健康增长,中长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争取时间,也有利于人口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的正常延续。

    结语随着人口计生委退出历史舞台,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也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只有全面放开生育管制,恢复国人自主生育,才能优化当前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2013年03月13日 07:10 AM中国计划生育为何持续这么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梁建章 黄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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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年来,中国计划生育宣传无所不在,早年各种标语遍及城乡,甚至初中的思想品德、地理、历史、生物课本都有宣扬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的文字。这种强势宣传后果,则导致当代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都最为偏执的人口观念:在中国,人口太多成为全民共识,控制人口利国利民成为公理。绝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这种一面倒的思维离维持民族繁衍所需的正常人口观念有多么遥远。

    比如,当前大部分民众会认为放开二胎就已足矣,而完全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则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建议。但实际上,鼓励生育是几乎每一个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都在做的事情,尽管其中很多国家的生育率远高于中国。比如,法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但远高于中国,而法国长期鼓励生育,至今生育八胎可获得金质共和国家庭勋章,至于实际的生育鼓励政策更是不计其数。

    反观中国,即使强力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几乎无法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上。因此,鼓励生育并不是激进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繁衍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建议之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激进,恰恰是因为中国社会已经离正常的人口观念太远了。

    人口是民族之根本,也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人口当然是负担,但更是贡献者。人在成年前是物质财富的消耗者,工作后是财富的创造者,年老后又成为消耗者。总体来说,人的贡献要大于消耗,否则人类社会不可能进步。在最初的几十年,持续低生育率因为少子化降低抚养负担,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有限的好处,但长此以往却会导致人口的极度老龄化和急剧萎缩,从而给经济,社会,文化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最令人诧异的是与其说是只从负面角度来看待人口一面倒的偏执观念,不如说是支撑这些观念的证据和理由如此经不起推敲。很多人对涉及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些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其判断是基于毫无根据的想当然,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他们对控制人口的观点却是那么深信不疑。

    在1971年开始,中国实行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其后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如果说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或许有其合理性,但自1980年开始的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却毫无必要,中国社会当今流行的各种极端的人口观念大都与后者有关。为什么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历史悠久的世界最大的民族会在人口这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上错得这么离谱,错得这么持久?这背后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支持生育限制的种种理由虽然长期和宏观上不成立,但在短期和微观上却与直观相符。中国改革开放之处,发现自己各方面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均意义上更是如此,大量知青回城又造成了短期的就业困难,因此很容易就把这些问题部分归咎于人口太多。而且,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后,人口过剩的思潮一度风行全球,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组织更是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和鼓励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口控制。这一里一外的思潮,加上之前计划生育的成功经验,自然会让严厉控制人口的思想在中国找到土壤。这种思想不仅影响到决策层,也影响到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理工背景的学者,心怀强国之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与人口政策相关的研究当中。

    其次,人口自身的变化规律是一个比较数学化的问题,一般人难以把握。改革开放之初对科学的崇尚蔚然成风,某些理工背景的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对人口变量的内在关系进行描述和估算令人耳目一新。但模型自身的严谨并不等同于其假设的合理和推断的正确。仔细阅读当年的重要文章就发现,这些模型的假设之离谱,推断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决定人口政策方向的应该是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到底如何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其结论的不确定性远超过自然科学中的定律,不是一些未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也没有经过长时间深入思考的理工背景的学者所能把握的。然而,这些学者在本领域的成就和他们使用方法的数学化和计算机化却给他们的极端的结论罩上了一层科学的光环。

    第三,人口政策的后果有着至少几十年的滞后性,严厉化计划生育最初的几十年里恰恰又是中国经济因为改革开放而蒸蒸日上的时期,所以人们很自然会把经济上的成就部分归功于生育限制政策的实施,虽然其贡献现在从规范性的实证研究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政策效果进行客观的评判需要非常规范的学术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作用非常有限。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可能在客观上压缩了不同观点的讨论空间;二是学术界内部缺乏有效机制让不同的独立研究成为决策的科学依据;三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相对落后,尤其在早期缺乏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

    第四,中国是个内部同质性极强的国家,一种观念一旦形成都会具有巨大的惯性,因为当周围每个人都那么相信时,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合理性。而且,中国是一个如此庞大而且历史悠久的国家,人们对国家层面的决策存在着天然的信任。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有那么多的研究机构,对基本国策的研究肯定非常透彻,怎么可能会犯错误?我们在深入研究人口问题之初也曾一度有过这种想法。直到仔细阅读了与严厉化计划生育实施之前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章之后,才认识到自己当初的想法只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但仔细想来,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因为组织规模越大,内部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面临的挑战就越大。当每个人都对某件事深信不疑时,最终这件事情可能恰恰毫无道理,因为绝大部分对其相信的理由不过是别人也这么相信。

    最后,支持严厉化计划生育的几乎所有理由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使个别论点有一点道理,那也只是在短期成立。但是,当一件事情错得过于离谱时,人们反而更难相信它是错的。这是因为承认它的错误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的理智和情感的代价。对于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来说,无论倡导者,制定者还是执行者,几乎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真心相信这个政策会成就一个富强的中国。该政策执行的背后是全民族的巨大牺牲,因此人们情感上更难以接受,如此巨大的代价最终换来的恰恰是一个不断衰微的中国。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了,很多人早已经忘记这个政策最初是如何论证的,更不知道其论证所依据的研究是多么粗糙和荒诞。继续生育限制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竟然是,如果现在停止,那么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换言之,严厉化计划生育本身的错误已经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在不断地维持强化其本身的存在。

  在中国,提到人口政策的制定,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人口学家和计生委的职责,但这是一个误区。严格来说,人口学研究的是人口变化的规律,也就是人口自身和其他变量对人口的影响。但人口政策所关心的却是反过来的问题,即人口对经济、社会、国防、环境、文明兴衰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是人口学,而是经济学、社会学、国防战略、环境科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人口预测关心的变量是人口,因而是典型的人口学问题;但研究人口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所关心的变量是经济发展,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人口在这里只是作用因子。因此,人口政策的方向性并不是人口学应该或者有能力回答的问题,但在中国,某些人口学家却被赋予为人口政策决策方向提供建议的职责,这完全超出他们的知识和专业范围。此外,计生委是执行人口政策的职能部门,可以提供参考意见,但由于其利益直接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在核心人口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应该回避。

    最优的人口政策是让生育的决定权完全归于家庭,当然前提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决定的后果,并愿意承担这种后果。在这点上,中国人可以说是属于全球最有责任感的民族。至于特定时期宏观人口政策的制定,应该广泛听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社保、国防、民政、环保各部门的意见,而不只是限于人口学家和计生委。更重要的是,尽管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中不少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工作,但作为整体,他们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中国人口政策向合理回归的最大阻力。正如美国人口理事会的Demeny所言,“一旦计划生育组织成立,它的管理者与专业人士就会成形成一个天然的集团,有强烈的意愿为计划生育的存在而辩护。唤起公众对降低生育率的兴趣,而不仅是提供服务,可长时间作为其存在的关键理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梁建章为 “携程旅行网”创始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黄文政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现为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

    当一件事情错得过于离谱时,人们反而更难相信它是错的。这是因为承认它的错误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的理智和情感的代价。对于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来说,无论倡导者,制定者还是执行者,几乎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真心相信这个政策会成就一个富强的中国。该政策执行的背后是全民族的巨大牺牲,因此人们情感上更难以接受,如此巨大的代价最终换来的恰恰是一个不断衰微的中国。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了,很多人早已经忘记这个政策最初是如何论证的,更不知道其论证所依据的研究是多么粗糙和荒诞。继续生育限制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竟然是,如果现在停止,那么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换言之,严厉化计划生育本身的错误已经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在不断地维持强化其本身的存在。

    正如美国人口理事会的Demeny所言,“一旦计划生育组织成立,它的管理者与专业人士就会成形成一个天然的集团,有强烈的意愿为计划生育的存在而辩护。唤起公众对降低生育率的兴趣,而不仅是提供服务,可长时间作为其存在的关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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