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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是历史吗?——读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2014-01-27 17:01:11|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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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是历史吗?——读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 shmhysmwx - sxx的博客中国近代史”是历史吗?——读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2012-06-26 12:56:14)

载2012年6月26日《深圳商报》

 

“中国近代史”是历史吗?——读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江晓原

 



  在中国,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这段大约七十年的历史,与其他时段的历史颇不相同。虽名曰史,其实被加载了太多太重的意识形态负荷。它被建构成一段中国遭到列强欺负的屈辱史,同时又是一段延绵不绝的革命史。这种“列强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奋起革命”的叙事逻辑,粗看起来似乎是完全能够成立的。这样的叙事逻辑是中国公众从小开始受教育就习惯了的,许多人都深信不疑。在此基础上,对于许多由这种叙事逻辑派生出来的论断,也都深信不疑。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渐渐有学者发现,即使自己在感情上仍然愿意相信这样的叙事,但是越来越多的史料,却似乎与自己原先接受的一些论断越来越有出入了。这自然会让人产生“重说”这段历史的冲动。

  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就是将这种冲动付诸实施的成果之一。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当然并没有打算颠覆“列强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奋起革命”的基本框架。但是他颠覆了许多由这种叙事逻辑派生出来的论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说史”是一个重要成分,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通过“说史”来对公众进行道德教化。而对于公众来说,“说史”主要是由一系列简单、明确的论断来构成显性的图景,比如“曹操是奸雄”、“义和团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等等,就是这种论断的典型标本。这种论断简单、明确的风格,则是和它们用于教化公众这个目的相适应的。比如“曹操是奸雄”这个论断,在古代被用来向民众灌输王朝的“正统”观念;而“义和团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这个论断,在现代被用来激发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怀。

  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学者们的历史研究,其目的既已不再与古代相同(教化即使还是目的之一也已经退为隐性,显性的目的是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够长期满足于这类简单的论断。于是就要对曹操的历史功过重新评价,或者对义和团运动的负面作用作出揭示等等,这些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当所得研究结论与旧有的简单论断相冲突的时候,就经常会被视为“翻案”——这也许正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为何频繁“翻案”的深层原因。

  张鸣教授就是这些现代学者队伍中的一员。不过他不想让自己的研究成果长期封闭在学术的象牙之塔中,所以先是在大学课堂上宣讲他的研究成果,接着更将他的讲义改造成适合公众阅读的文本,于是有了这本《重说中国近代史》。

 

  这本《重说中国近代史》绝不是一本历史教科书,而是更接近中国的“说史”传统。张鸣通过对晚清七十年中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重点考察了有关这段历史一系列中国公众先前耳熟能详的论断。

  不过在考察这些论断之前,张鸣有先声夺人之举。他一上来就对读者说,中国人在晚清七十年这段历史上,有极要不得的“三妇”心态,必须立即摆脱。

  第一曰“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这种怨妇心态,或者说怨妇情结,使得我们直到今天还可能无法以一个健康的心态面对西方列强。

  第二曰“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张鸣认为有些关于中国人反抗胜利的神话(比如所谓的“三元里抗英大捷”)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催生出来的。

  第三曰“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在一个脚注中,张鸣甚至将这种心态和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联系起来——受害人对施害者产生了依恋和感情的变态心理。

  当然,给中国公众认识这段历史带来困扰的,主要是前两种心态,第三种心态虽然在二十多年前曾一度有人高调表达,但在中国公众中实在是太不得人心了,所以直接的影响并不大。但在一些极力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心中,隐性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张鸣强调说:对于西方列强,“你可以将其当作朋友,也可以视为敌人,只要自己别像妇人一样就成”——我知道女性主义者和许多女性读者读到这里肯定非常不爽,但是且先息怒,考虑到是在叙述一段绝对男性主导的历史(一个慈禧太后改变不了这一点),张鸣用了这样有点冒犯的比喻还是可以原谅的。当然,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比喻,我也乐意建议张鸣教授在本书再版时考虑换用一个。

 

  张鸣所说的“三妇”心态,其实与政治和意识形态重负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凡事以哭闹为主”、“凡事讲打”以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视为意识形态驱使下的两种极端表现形态。

  “三妇”心态既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负也“卸载”了,接下来当然就要重新解读历史了。但是在端正心态和卸载重负之后,张鸣依据什么来重新解读历史呢?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和正确的思维逻辑,当然是首先要依靠的。但除此之外,张鸣还依靠了另外一些东西。对这些东西他没有明说,但我们从贯穿全书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来。

  其实张鸣依据的是“三常”——常识、常情、常理。本来这“三常”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并遵循的,只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负经常会扭曲人们的“三常”,弄出一些荒谬的论断来,所以张鸣用“三常”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解毒剂,确有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

  例如,我们以往教科书上解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标准的说法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成熟”或“软弱”,但这时“常识”引导张鸣问道:“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有为)梁(启超)吗?还是黄遵宪、熊希龄那帮人?”他认为当时参与变法的人中,“谁都不是资产阶级,也都跟资产阶级没什么瓜葛,当时的资产阶级……什么声音都没有。”

  又如,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张鸣说我们以前编造了两个神话,一个说洋人怕忠臣林则徐,而奸臣们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另一个说中国民众曾英勇抵抗英军。张鸣说,这两个都不是事实。实际上洋人并不怕林则徐;而英军的军纪比当时中国军队的好,中国民众愿意和英军交易,为他们提供物资。所以当时到前线的中国官员都非常恐慌,“感觉遍地都是汉奸”,而这实际上是因为清朝军队长期腐败军纪废弛造成的。在这里,张鸣所依据的,除了有关的史料记载,还有“常情”——他认为中国普通民众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实际上要到进入20世纪之后,等到日本全面侵华,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宣传之后,才开始建立起来;况且民族意识还不完全等同于爱国主义。

  再如,在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之乱的关系问题上,张鸣对义和团颇多揭露和批评(这些是在不少学者已经做过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他说:“我们不是要挑边站,批评义和团,决不意味着就支持八国联军。但是八国联军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有必要先放下民族主义情绪来看问题。”义和团攻击使馆区,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列强于是出兵,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所以如果不说是义和团招致了八国联军,至少义和团也为八国联军的入侵提供了借口和理由。更何况义和团本身充满了愚昧和欺诈,在我们以前编造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迷雾和神话消解之后,确实很难让人再对义和团产生同情。在这里,张鸣叙述时所依据的,也只需“三常”就够了。

 

  张鸣以“三常”论史,也并非只是一味纠错,有时还有颇具创意的见解。

  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戊戌变法。以往我们习惯的论断,是认为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这场改革,而张鸣却认为,推动变法的改革派如果肯找慈禧出来领衔变法,慈禧是会愿意的,这样变法就很可能成功:“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法”。他认为慈禧不仅不是顽固派,相反,“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这个看法,对于讨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来说,确实不失为一个可供采纳的解释。尽管张鸣在书中并未对此提供所谓的“学术论证”,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而且只能)用“三常”来支持他的新论断了。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公众所习惯的慈禧形象,已经被塑造成百分之百的负面形象,而张鸣对慈禧相当宽容,甚至不无体恤之处。因为对于洋务运动,慈禧是支持的,后来清廷的“新政”也是她主持推行的,所以张鸣问道:“西太后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他甚至还为慈禧的玩弄权术找到了合乎常情的解释:“西太后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

  另一个当代中国公众心目中百分之百是负面形象的人物袁世凯,也得到了张鸣的同情,甚至好评。他认为在称帝之前,袁世凯是中国最有能力、也最有可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的人选(张鸣认为孙中山远不如他),所以日本人用“二十一条”来打击他,这个阴谋是得逞了的。张鸣说,签署了“二十一条”之后,袁世凯声泪俱下,“我们不能说袁总统就是不爱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他来说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所想的更为息息相关。”至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张鸣当然也同意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倒退,但是他更惋惜的是,袁世凯一死,中国政坛上突然间群龙无首,遂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使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遥遥路途上至少停滞了十几年。

 

  那么,在推翻了诸多以往中国公众习惯了的论断之后,张鸣讲述的中国近代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这就要涉及一点哲学了。我们知道,所谓历史,总是一种高度建构的东西。那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类的名言,指的就是这个事实。至于到底有没有“历史真相”,我们可以承认有,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因为任何史料都是不完备的;而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陈述,不仅受限于史料之不完备,还要因陈述者的价值体系、哲学观念、学术素养等等因素而言人人殊。所以,极端一点来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自称他所叙述的历史就是“历史真相”,张鸣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我并不是要借此来贬低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我也决不主张历史可以胡编乱造。因为即使我们承认没有人能够得到“历史真相”,所有的历史都是建构的,但各人所建构的历史,仍然可以有好坏优劣之分。判别好坏优劣的标准,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三个,这三个标准有递进的关系:

  第一,看谁的叙述与已知的史料符合得更多,更好。这当然包括看谁掌握的史料更多,更可靠。符合史料是最基本的标准。

  第二,看谁的叙述在逻辑上更自洽。在拥有相似史料的情况下,分析更缜密,逻辑更自洽的人当然胜出。

  第三,看谁的叙述更合乎“三常”。

  区区“三常”,为何能居于史料和逻辑之上呢?

  因为极而言之,史料和逻辑其实可以包括在“常识”之内。但是我们论述历史,由于史料永远是不完备的,价值体系、哲学观念、学术素养等等因素又是永远在起作用的,所以不可能存在完全“客观”的历史。换句话说,在已有的史料基础和逻辑方法之外,我们永远需要依赖“常情”、“常理”来进行推测、假想、解释等等,我们永远需要依赖“三常”来帮助我们完成对历史的叙述。

  当我们称赞某人的历史论述是“通达”的,是“持平之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思不正是指他的论述合乎常识、常情、常理吗?在历史论述中的所谓“知人论世”,所依据不也是常识、常情、常理吗?

  所以,张鸣讲述的中国近代史在多大程度上可信,这个问题最终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读了这本书,对我们重新理解中国近代史大有帮助。

  《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定价: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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